公元一九六一年十月下旬的一個傍晚，一濃煙緩緩啟動了。車廂裡，一名青年女子臉貼車窗痴痴地凝視著萬家燈火的京城，與自己生活了七年的都市作無言的告別。此時此刻，她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再也不屬於這座美麗的城市了，而她對它曾經是那樣的嚮往，那樣的熱愛！這裡是她青春綻放的地方，理想放飛的地方，更是她收穫甜蜜愛情的地方。然而，恰恰正是這份甜蜜的愛情，卻給這對痴情男女帶來了厄運，並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。一年多前，她的丈夫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，丟掉了黨籍，脫去了軍裝，被逐出北京，發配到邊遠荒僻的晉西北，一個名叫保德的山區小縣去勞動改造。棒打鴛鴦散，孔雀東南飛。多少離愁多少淚，在痛苦與淒惶中煎熬了四百多個日日夜夜，她毅然決定調離北京，到那個聞所未聞的地方去追隨自己的丈夫，與他相依為命，患難與共。她演繹了一個現代版的孟姜女千里尋夫的故事，一個同樣淒婉而又美麗的愛情故事。

青年女子名叫朱鐘英，一九三五年生，時年二十六歲，浙江義烏人。其父朱德成是當地一戶地主人家的養子，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市一所教會辦的法學院，後就職於浙江衢縣等基層法院任法官、推事等職。解放後即入舊司法人員培訓班學習，經過嚴格審查，又分配到六合縣法院繼續工作。五五年下半年，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（簡稱肅反運動），他又被清理出法院，安排到縣供銷社當了售貨員。他覺得很沒面子，就托朋友介紹，於五六年到上海市一個印刷廠當了會計。朱德成的妻子上海幼師畢業後，在杭州任小學教師。女兒出生不久，大病了一場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為了延續朱家香火，他產生了離婚的念頭，致使夫妻感情日漸惡化。五二年，朱妻憤然離開浙江，跑到上海市國棉一廠幼兒園當了教師。因此，朱鐘英自幼就沒有享受過家庭的溫馨和父母的呵護，而是由義烏老家的奶奶帶大的。她天資聰穎，勤奮好學，學業上是順風順水，一路凱歌，於四八年考入金華女子中學；五一年考入杭州二中讀高中，擔任班幹部並加入了青年團；五四年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，踏上京華大地，來到了陽光燦爛的首都。

在江南水色的滋潤下，經受了北京特有的文化熏陶，朱鐘英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，是北師大的一枝花。曾有不少男生爭相追逐她，可幸運卻偏偏落在了一名青年軍人的身上。他們的相識純屬偶然，原來朱鐘英有一位遠房堂叔在民航首都機場當飛行員，輩份雖高，年齡不大。上大三的那年春天，她去拜訪堂叔。得知她還沒有男友時，就介紹了航校的一個同學好友。當時，女學生找解放軍是很榮耀、也很時髦的，所以，她愉快地答應了。他們見了終生難忘的第一面。當那位英俊瀟灑的少尉飛行員筆挺地站在她面前的一剎那，少女的心怦然悸動起來，認定了他正是自己曾設想了千萬遍的白馬王子；少尉見到這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也愣住了，驀然發現自己尋覓千百度的夢中情人就近在咫尺。四目相對，兩人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，從此開始了他們三年之久的苦戀。

青年軍人名叫茅尚賢，一九三二年生，江蘇啟東人，是個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。四九年三月入伍，先在杭州筧橋機場當事務員，五二年選調到空軍第二航空學校（長春）學習，屬第七期飛行科學員。五五年五月，茅尚賢航校畢業，被選拔到空軍獨立第三團三大隊任飛行員，駐地在北京西郊機場。獨三團是一支名聲顯赫的部隊，直屬空軍司令部領導，執行師級職權，主要擔負專機任務。所謂專機，就是專門供黨政軍高級領導人乘坐的飛機。所以，該團也叫中央專機團，團長胡萍，政委方中英。上至團長，下至士兵，都是根紅苗正、技術過硬的空軍精英。隨著專機任務的增多，隊伍的壯大，六三年八月，中央軍委決定獨立第三團擴編為空軍第三十四師（按序排列），仍擔負專機任務，改稱中央專機師，師長胡萍，政委方中英，副師長時念堂。六八年，胡萍升任空軍副參謀長後仍兼任師黨委書記，分管專機工作，時念堂接任師長，副師長潘景寅（後改任副政委）等，此是後話。潘景寅也是航空學校七期學員，和茅尚賢等人同年選調入獨立第三團三大隊任飛行員。茅尚賢機組（五人）主要執行西南地區的專機任務，這是一條地形、氣象都較為複雜的航線，但是，憑著他精湛的飛行技術和認真細緻的作風，沒出過任何事故。一九五六年度，被評為二級優秀飛行員，授少尉銜。

五十年代，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，政治審查無處不在。飛行員更是嚴格，從戀愛到結婚，都要經組織批准。茅尚賢按規定如實匯報了朱鐘英本人及其家庭狀況，戀愛獲得批准。兩人高興極了，昆明湖畔又多了一道形影相隨的風景。寒來暑往，有愛的日子過得飛快，轉眼到了五八年的夏天，朱鐘英大學一畢業就分配到北京市通縣中學當了教師，茅尚賢也通過了組織考察，即將晉銜提拔。兩人愛情甜蜜，事業順利，正在憧憬著幸福美好的新生活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朱鐘英收到了母親的一封信，告訴她父親又被關進了“舊政權人員學習班”重新審查，最近，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七年刑……。飛來橫禍，使她感受到了一股強大的壓抑，壓得喘不過氣來。她清楚，在這個講“成分”、論“出身”的年代，有個反革命的父親將意味著什麼。

自從朱鐘英到了通縣後，兩人見面的機會就少了。每逢假日，茅尚賢就會早早地騎上自行車從西郊機場直奔通縣，往返百餘里，長途跋涉，樂此不疲。每次見到滿頭大汗的男友，朱鐘英心裡就覺得暖烘烘的，十分感動。又是一個星期日，茅尚賢騎車來到校園，卻不見往日早已迎候的女友，急匆匆找到宿舍，一進門，朱鐘英就撲到他身上放聲大哭起來，斷斷續續講出了原由。茅尚賢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住了，但他很快鎮定下來，竭力安撫女友，講了一大堆寬慰的話。其實他心裡也是七上八下、五味雜陳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。

茅尚賢是個誠實的人。他毫無保留地向組織匯報了朱父的新情況，並懇請組織去上海調查一下，搞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幾天後，政治處通知他，撤銷原來的批准意見，責令中止戀愛。可是，感情哪能說撤就撤，說止就止呢？面是不能見了，兩人就通起信來。他不願放棄心儀的姑娘，期待著奇蹟的出現。他兢兢業業，拚命地工作，希望用良好的表現贏得組織的同情與支持，在等待中度過了漫長的一年。五九年底，朱德成在上海監獄病故。茅尚賢以為人已不在，不會有影響了，又向組織作了匯報。不料，卻因此捅下了漏子，團裡給他下達了停飛命令。茅尚賢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面對愛情和前途，他覺得身心疲憊，舉步艱難。只要自己明確表態與朱鐘英一刀兩斷，就會重上藍天，繼續心愛的飛行事業。然而，他卻是個性情中人，總放不下那份真情摯愛，也不願在女友的傷口上再添加傷痛。心亂如麻，整日裡抽著悶煙，胡思亂想。

停飛半年多了，仍不見茅尚賢的檢查與表態，胡萍團長震怒了。中央專機團是他親手組建的，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。飛行員也是經他審查挑選的，政治上要求特別清白，容不得一點瑕疵。他肩負著特殊的使命，也承擔著重大的安全責任，所以，對階級鬥爭尤其敏感。他認為，茅尚賢不服從命令，堅持要找個反革命的女兒，是思想蛻化變質，與階級敵人劃不清界線的嚴重問題。從而，導致了當作專機團的一個政治事故來對待和處理。一九六○年九月，團政治處宣佈了對茅尚賢的處分決定：犯有嚴重政治立場錯誤，開除黨籍，轉業到山西省接受勞動改造，限期五日內報到。

怎麼會是這樣？！茅尚賢被擊懵了，欲哭無淚，心在滴血。一夜間，從優秀飛行員變成了勞改對象，本來是風華正茂的人生，弄得如此的尷尬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，那種心理落差是常人難以想像的。茅尚賢像一個廢棄的皮球，被人一腳從北京踢到了太原，又從太原踢到了保德縣，一個被認為最適合勞改人的地方。

茅尚賢的到來，讓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作了難，他叫張秉權，縣委組織部長。分配到機關吧，上面明文規定是勞動改造；打發到農村勞改吧，他一輩子就毀了。於是去找金駒書記商量。聽了情況，書記樂呵呵地說，咱這真是個風水寶地，這幾年大城市的人來了不少，儘是些有文化的人。如今又來了個飛行員，這可是個稀罕寶貝。等咱有了錢買上架飛機，你讓他給開吧。部長失笑道：你這個老金真能瞎球想咧，有了飛機也沒個起落的地方。實說吧，這後生因為個婆姨弄成這個樣子，也夠可憐的，我是怕違反了上面的指示，想聽一下你的意見。看法不謀而合，書記出了個主意：老秉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，水利局的幹部長年累月在山溝裡打壩修地，治山治水，那可是很艱苦的勞動，你派他給咱打壩去，不就符合上面的精神了嗎？兩人開懷大笑起來。在那個年代，宣佈了分配到水利局工作的決定，茅尚賢像個孩子般地哭了，淚如泉湧。沒有什麼比一個人在困苦絕望中掙扎的時候，有人伸手相助，更讓人心存感激，難以忘懷的事情了，他徹夜難眠，提著的心放下了，可見，善良是一種多麼偉大的力量，它會在不知不覺中挽救一個人，或者一個家庭。到水利局後，才知道同事們基本都是外地人，有的是學校分來的技術員，有的是與自己相似遭遇的落難者。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”，一群青年人在一塊互助互愛，說說笑笑，鬱悶的心情也舒展多了。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，保德又遭受了特大旱災，飢餓威脅著全縣人民的生命。各行各業響應縣委號召，漫山遍野採集代食品充飢。茅尚賢被震撼著，感動著：真是不到保德不知道什麼叫艱苦，不到農村不知道什麼是貧窮。和他們相比，自己的挫折算得了什麼，他要以愉快的心態去面對人生。他給女友寫了一封長長的信。不久，她來信了，情真意切地說：是我害了你，也怨你太傻。不，是我們太天我釀下的苦酒，不能讓你獨飲，即便它是毒藥，也要與你一起喝。今後的路，我們牽手走，再苦再難也不怕。只要與你在一起，就是世上最大的幸福。回來吧，我要嫁給你……。

任憑風吹雨打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六一年元旦，兩人在北京通縣中學結婚。秋天，朱鐘英淚別京城，奔波兩天兩夜，最後搭乘一輛大卡車，千里迢迢，風塵僕僕，終於來到黃土高原上的保德縣，在保德中學當了一名生物教員。校領導對這位北京來的女大學生格外關照，在住房緊缺的情況下，專門倒騰出兩間平房給她住，漂泊的茅尚賢有了一個溫馨的家。

六十年代的保中，是建校以來最繁榮昌盛的時期，主要得益於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。其中，大部分是外地人，南腔北調，人才薈萃。然而，在光鮮的外表下，不少人都有難言的苦衷。有的和朱鐘英一樣，出身不好，有的和茅尚賢一樣，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，什麼右派分子，歷史反革命分子，不一而足。反正都是被流放來改造的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雖然身處逆境，可是，他們在教學工作上都毫不含糊，使出渾身解數，辛勤育人。朱鐘英生活在這樣一個群體中，反倒覺得很自在。都是天涯淪落人，惺惺相惜，其樂融融。最讓她唸唸不忘的是結識了兩個好人，張志來、常桂芳夫婦。張老師是保中的元老，威信很高，又是她們的數學組長，在工作上給予她極大的支持和幫助。常老師充當了她的生活導師，教會了許多諸如粗糧細作之類的本領，使她很快適應了本地的生活，從中獲得了人間的溫暖與友誼。但是，朱鐘英來到保德這個閉塞落後的小縣城，依然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與議論，也為後來的遭罪埋下了禍根。究其原因，首先是因為她優雅的氣質和美麗的容貌；其次就是有關她的身世和婚姻。有人讚嘆她是仙女下凡，貌比貂蟬；有人譴責她是妲己轉世，紅顏禍水；有人羨慕老茅有福氣，有人婉惜老茅不值得；有人說她是上海大資本家的千金小姐，又有人說她的父親是英國富人。總之，猜測與傳說，給她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。她默默承受著人們的指指劃劃，流言蜚語，用自己的行動去改變那些偏頗的看法。很快，她就成為學校的尖子教師，受到了學生的歡迎。那時，保中師生經常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，如築河堤、植樹、背大炭、背城磚，朱鐘英每次都積極參加。她從沒走過山路，背上城磚從陡坡上坐著往下溜，滾成個泥人人。她的出色表現，獲得了校領導和廣大師生的認可與尊重。六二年，茅尚賢由於工作努力，被調入縣政府機關食堂當了事務，又幹起了十幾年前的老行當。隨著兩個孩子的出世，增添了小家庭的忙碌與歡樂。正當生活露出曙光的時候，又一場災難悄然降臨，這次遭受劫難的是朱鐘英。

六六年五月，全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，史稱“十年動亂”。保中也不例外，陷入了動亂之中。八月，職工造反派糾結了初中的一些紅衛兵，給朱鐘英張貼了大字報和大幅標語，又呼嘯著抄了她的家。牆上掛的兩個玻璃相框被砸得粉碎，翻箱倒櫃，抄走了部分衣物，東西扔了一地，一片狼藉。紅衛兵勒令朱鐘英打掃下院和廁所的衛生，實行勞動改造。又在臨近校門的牆上，將抄來的相片、衣物、甚至內衣褲，掛起來展覽，批判她所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。朱鐘英是保中唯一遭受抄家凌辱的人，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和打擊。在那個“動亂”的年代，誰也不知道自己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人們終日提心吊膽，誠惶誠恐地掙紮著。此時，全國的路線鬥爭、階級鬥爭，卻是越搞越凶。結果，終於弄出了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情。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，林彪乘坐二五六號三叉戟專機倉皇出逃，機毀人亡，摔死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，史稱“九·一三”事件。林彪的自我爆炸，炸碎了文革的理論與實踐。駕駛飛機的就是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。茅尚賢震驚不已，感嘆著世事無常，心裡默默悼唸著曾經朝夕相處的老戰友潘景寅。死後，其妻以反革命家屬被關了七年。八一年，終於有了說法，潘以正常死亡對待，既不是叛徒，也不是烈士，家屬領取了五百元撫卹金了事。歷史真會捉弄人，最革命的胡萍老師長，是“九·一三”事件後最早被抓的，八二年以“資敵罪”判處十一年徒刑，其妻也被雙開，飽嘗了株連之苦。現任師長時念堂也被關押，七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押送山西原平勞改農場。八五年糾正，按正團退休。真是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你整我，我整你，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一個個人間悲劇。茅尚賢終於明白了，大家都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，都為此承擔了或悲慘或淒苦的個人命運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為了照顧年邁的奶奶和母親，朱鐘英夫婦先後告別了保德縣，調到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中學，從黃河岸邊來到黃海之濱，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。八七年夏天，朱鐘英收到了上海市閘北區法院的一封判決書：一、撤銷〈５８〉閘刑字第３０１７號判決；二、對朱德成不追究刑事責任。看著姍姍來遲的判決書，她思潮起伏，悲從中來。一場冤獄，全家蒙難。亡者已亡，傷者已傷，徒有一聲無奈的嘆息。八八年，空三十四師為茅尚賢恢復了黨籍，糾正了錯案。為此，他整整期待了二十八個年頭。在備受磨難，歷經了人間滄桑後，淡定了一切是是非非，過去的苦惱與憂傷已經隨風而去，讓他難以忘卻的是那永遠無法重來的似水流年。

人生如戲。無論扮演什麼角色，悲劇還是喜劇，總會有謝幕的一天。二０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茅尚賢渡過了七十八個風雨春秋，與世長辭了。當年，他從一個小山村裡走出來，上天入地，悲歡離合，在滾滾紅塵裡，北西東南轉跶了一圈，又回來長眠在故鄉芳草萋萋的紅土地。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，一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奇蹟，只留下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。它告訴我們，你還有多少東西沒有獻給你最心愛的人，也提醒我們，你離堅貞的愛情還有多遠。

“梧桐半死清霜後，頭白鴛鴦失伴飛”。朱鐘英每日每時沉浸在無邊無際的回憶裡，她用這種方式延續著對茅尚賢無盡的思念。

■寒濤